1952年早春的一个黄昏，北京协和医院的长廊里人影寥落。值班大夫记得，一位身形消瘦却精神执拗的女干部刚做完检查股票配资配资平台，她的病历写着“严重肺出血”，病人姓名——韩瑾行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她还在病房里琢磨案头那本《湖南农业情况调查》，边咳血边批注。对许多人来说，病榻是休息之地，可她却像上紧发条的钟，停不下来。
韩瑾行的履历不算普通。她出身书香，却早早投身抗战，随后随军北上东北；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尚未散尽，她与毛泽民的养子毛华初在沈阳登记成婚。第二年，组织部把这位女知识分子派去湘潭下辖的株洲镇任镇长。彼时的株洲还只是个因湘江码头而兴的工矿镇，断壁残垣、百业待举，镇政府连像样的办公桌都凑不齐。可韩瑾行连声“没问题”，卷起袖子就干。
建镇初期，两桩事让人印象深刻：一是清退盘踞多年的黑市粮行，二是修筑连接乡村的简易公路。她顶着压力，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既要解释政策，也要垫付物资。有人嘀咕：“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女镇长，能撑多久？”更何况，她背后那层“毛家亲戚”的光环，有人敬畏，有人冷眼。两年苦干，初见成效，偏偏病魔突袭，三次大吐血，把她送上北去的列车。
出院那天，她拿到的病危通知书像一块冰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与婆婆王淑兰商量后，两人写信求见毛主席。中南海门口的那一幕，后来成了她一生的精神坐标。毛主席听取了她的自述，忽然追问：“瑾行同志，群众认同你吗？”一句话问在了要害；她紧张地答道自己“能力有限，尽力而为”。湖南老乡毛宇居在旁接口：“她肯下田埂，乡亲们服气。”毛主席笑了，嘱咐：“干部好坏，群众最清楚。记住，要脚板底下多带泥巴。”
就是这句话，让韩瑾行明白了什么叫“根在泥土”。回到湖南，她把办公室搬进稻田边。下田插秧，入户访贫，她自嘲“被太阳收编的女教员”。农民见她直呼其名，开会敢当面批评，她就一边记，一边改：柴禾不够，优先供；合作社账目混乱，连夜核对。干部作风改了，数据也越来越真实。1956年，长沙县筹备推广农村合作化，省里拍板让她去当县委副书记，理由只有一句：办事脚踏实地。
毛主席对湘南工作一直留意。1957年冬，他回韶山途中，专门听取基层报告。那天，本该站在稻田边迎接的韩瑾行却被公文绊住，错过与主席见面的机会。她事后懊恼不已，却也暗暗盘算：数据不骗人，比握手合影更重要。
时间转到1959年8月。酷暑里，她在田埂上突发大出血。省里紧急电报中央，请求特批转治北京。毛华初第一次写信给伯父，请求帮助。两人抵达北京站时，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已等候多时。专家会诊、输血、肺叶部分切除，一场恶战持续了整整一年。康复出院之际，北京正张灯结彩迎接国庆十一周年，她被安排到天安门观礼台。那一刻，昔日与病魔角力的阴影一扫而空，整座广场的红旗像巨浪，推着她的心往前走。
10月8日，毛主席在中南海再度接见。久别重逢，老人家依旧那句老话：“别忘了老百姓怎么看你。”他对韩瑾行和毛华初“不搞特殊化”大加赞许——原来，两人在地方工作多年，始终隐去与主席的亲属关系，连基层干部也无人知晓。临别时合影留念，主席特意叮咛秘书记得将照片送到长沙，“让同志们看看，生病也能打胜仗”。
1962年2月，上级在上海召开农业工作座谈会，毛主席亲赴会场调研。散会间歇，韩瑾行把手头调查表递上，直言公共食堂运行中的粮食亏损、农户怨言。身旁有人替她捏一把汗，唯恐言多必失。毛主席接过材料，边看边点头：“要实话，不要过滤。”这番场景后来在湖南干部中口口相传，成为“敢讲真话”的例证。
其后数年，风雨骤起。韩瑾行和丈夫都被“靠边站”调查过，却因事迹清白、群众作证，得以转危为安。两口子照旧早出晚归，守着田埂与林场，档案里除了处分表态，更多的是调研笔记。年复一年，毛主席的嘱托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，把二人同乡亲系在一起。
时间回到1976年，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。韩瑾行在长沙主持着县里小型追悼会，声音嘶哑却努力维持平静。她对青年干部说：“主席最关心的，是咱们对百姓负责。咱们只要把这条记牢，就不至于走偏。”没人察觉，她的手一直紧紧抓着那张合影，指尖发白。
晚年时光，她常给子女提起那四次见面，尤其是第一句话——“群众认同你吗？”有人好奇，为何屡受组织信任？她回答得干脆：“因为田野里的人说我好。”这是她对“初心”二字最朴素的注脚。
1989年冬，韩瑾行病逝长沙，享年70岁。治丧简朴，遗物里只有几本磨破的调查手册、一张1959年的老照片、一方手帕。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那张照片上有两位老人——一位是毛主席，另一位，是当年插着氧气管也坚持站在旁边的她。帕子包着照片，角落里绣着八个字：不忘群众，永记教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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